我做过码头装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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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那天,虽然有公交车可乘,但要换60路、75路、80路三辆公交车,又不清楚路途情况,便决定骑自行车去。那天清晨6点多我从居住的周家牌路235弄骑自行车出发,沿着宁国北路到五角场,再从世界路到闸殷路,沿着老军工路找到4050号,花了一个多小时。那时候新军工路的水泥路面已经建成,在保养期内。老军工路狭窄且坑坑洼洼,也不保养了。报到后得知,我们这批74届分到“杨站”共212人,其中宁武中学同学18人,参加了为期五天学习班。主要学习姚文远文章《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和《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专政》,听老工人忆苦思甜,还有“登轮纪律”。4月2日学习班结束,我和宁武中学74届1班的俞宝根分在装卸五队504组做装卸工,我们组共进四个学生,还有两位叫黄伟荣和朱照辉。由此开始了我身为工人阶级一分子的码头装卸工生涯,也从此开启了我“炼狱”式的磨练。

1975年4月5日中班我第一次干装卸活,把从日本进口做“的确凉”布料的塑料树脂从堆场运到“舟山36号”轮上。我先在船舱里干,把50斤一包树脂包从网络里搬出来,放在船舱里。我中学毕业时虽然身高1米80,可体重只有126斤,典型的电线杆子。十八岁的我,搬50斤包子相当吃力费劲。这对老工人们来说很“雅”的活,可我却干得全身湿透。

那时候码头上有门机、吊车和铲车等机械,但是用人力的地方很多。拿水泥来说吧,现在都采用集装袋,或是散装化。可那时都是50公斤重的七层纸包装。不管是装船还是卸货,都需要人力搬到网络里才能吊运。4月24日那天,我们组“开江作业”大船卸水泥。所谓“开江”就是大船泊在黄浦江锚地,拖轮把我送到船上作业。那天做网络,一只网络每层铺放8包水泥,叠5层高,一网张共装40包重2吨。老工人都是一人搬一包,面对100斤重水泥包我根本搬不动,可又不能不干活,我只好和一起进港的同学俞宝根俩人合力抬,速度很慢,常遭旁边老工人白眼。舱里货卸到后来,破损水泥包多了,地上积了厚厚的水泥,粉尘飞扬,迷糊得人只能眯着眼睛。我勉为其难在硬撑着干活,虽然带着口罩,只一会儿口罩上便出现两大块黑乎乎的东西,那是粘在口罩上的水泥灰。忽然我觉得鼻孔处粘乎乎的,取下口罩一瞧,出了一滩鼻血。我同其他工人打个招呼,到一旁休息一阵。等鼻血止住了,继续干活。收工时,满头都是“水泥块”,头发上的汗水与水泥粘在一块儿了。这件事真是刻骨铭心,后来遇到再难再苦的事情,只要想到流着鼻血搬水泥这件事,就觉得“那都不是事”了。

码头上干活,工伤事故免不了。那时候整个上海港每年都发生工伤死亡事故。做久了装卸工,不出点大大小小的工伤事故,纯属幸运。我遇到过两次“危险”,幸好没大的恶果,也算是“命大”吧。

1975年10月13日早班,我们组在6泊位“红旗轮”卸矿石。到了船上,看到舱里矿石还很多,由门机抓斗卸货,一时还用不上人力。组长张培龙叫我和一起进港的朱照辉俩人去大楼更衣室拿学习材料,利用抓斗卸货的机会,把本该下班后班组政治学习提前做掉。回大楼路上,我和朱照辉没注意,竟然走在门机的关路上,门机作业抓斗移动中,正巧在我俩头顶上突然张开,抓斗里的矿石从天而降,洒落在我和朱照辉俩人身上。我只觉得头顶上肩膀上有股很大的力量把我整个身子住下压,而我无意识在挺立着,尽力住上伸展身体。毕竟支撑不住重力而摔倒在地,头上的安全藤帽也被甩在一旁。幸好这回抓斗里抓着的是碎小的矿石,但从几十米的高空落下,那股冲击力也够喝一壶的。事发突然,门机司机停止作业,船上的组员远远的看到,赶紧奔下船来,叫车把我俩送到装卸区卫生站。检查结果,我俩并无大事,只是我身上的工作服被矿石砸破了几处,红红的矿粉将衣服破坏得不成样子,只好扔了。柳条安全帽上也是红点斑斓。医生见我身上有些红肿的块,开了一天半病假单。可是,第二天我忍着昨日被砸痛的地方,继续上班,与学习组长向龙庆去二泊位船驳卸白云石,有推扒机与抓斗配合作业。那是照顾性质的活,我们只需在一旁看着就行。

时隔两个多月,又有事情找来了。那时候港务局属下的各装卸区之间因装卸任务不均衡,经常相互借调装卸工和司机。1975年12月24日日班,我和学习组长向龙庆俩人“调出”到上港九区装火车作业。作业计划将590吨氯化钾装上火车车皮。下午1点20分在装最后一节车皮最后一关(将货物放在网络里吊运称“关”)时,为了使货物包袋不掉到车皮外面,我站在车厢边沿用身体挡住网络,往车厢里松“关”。司机周娟娟可能是操作不当,她只需将吊杆往车厢里转动即可,不料她却直接吊杆起高,将我从车厢边打落下地。我被“关”一晃,重心一偏,从车厢坠落时,紧急中伸出脚去,脚先着地,复又手撑,幸运筋骨尚好。只是右手腕痛得厉害,马上叫港区派车送我回上港十区卫生站,站长邱锡琪检查后,觉得并无大碍,给我开了四粒跌打丸,一袋消炎膏。后来组长张培龙赶来,不放心,陪我再去复诊,开了一张三七片的药方,次日取药。第二天传来消息,昨夜上港九区开344号吊车的女司机把电线给打断,后来一个男司机又添上一笔,把铁路局设在九区的电话线、照明线、路灯线、灯光线全都打断了,港区无法作业,调去的工人全部回站休息。这次“意外”留给我的纪念是,从此我右手的掌骨较左手凸出一些。

我在装卸五队做了两年装卸工后,调到团委脱产搞青年团工作。虽然初做装卸工时经受了磨难,不过后来也渐渐地锻炼出来了。卸100斤重水泥包时,可以甩包子做网络了。即使是200斤重的大米包,我也能挺直腰杆向前迈步,只是当初曾痛苦。我中学时患有胃病,检查出来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营养难吸收,因而长得长长瘦瘦的。起初我为防胃痛,在安全帽里用塑料纸包些饼干藏着,工休的时候,啃上几口。组里有老工人瞧见说我“娇气”。1978年5月3日下午2点钟发现便血,去医务室验出“OB++++”,马上转诊海员医院,留院观察,到了第三天,减到“OB+”,下午出院回家休息,后来服用硫糖铝片与猴菇菌片,治好了胃病。

当时港区设有夜休室,供不回家职工睡觉。也有家住远的,参加早晨5点多的工前会,乘头班车都赶不及,因此夜休室睡觉人还是挺多的。我也时常下班不回家,有段时间骑自行车上下班,主要还是为省下每月6元钱公交月票钱。在做装卸工特别苦累且尚未适应时,我干了一天活,下班骑自行车回家,那时中原地区世界路两旁还是一片农田,我费力地踏着自行车,田野的风迎面刮来,忍不住会无声地流着泪,心想,这样硬撑着到哪才是个头呀。

我做装卸工的时候,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政治挂帅”,码头通过能力不足的矛盾相当突出,港口压船压货相当严重。周恩来总理1973年初发出“ 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 的号召,上港十区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后来上海港建港的步伐一直迈得很快,走出黄浦江,先在罗泾地区造码头,再到外高桥造一至五期码头,最后落脚在洋山岛上造出了“当惊世界殊”的最先进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作为“老码头”抚今忆昔,颇感欣慰由衷而发。

2017年12月23日陈贤铀于星云苑

上海萧楼散文公告:

萧楼(上海萧楼): 原名徐日清,江苏泰县人,出生上海。1983开始发表文章,写了大量记忆怀旧散文,总字数约二百多万字。近年的上海杨浦马路记忆文章,广受中老年读者的喜欢,点击率达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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