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兵农工人生变换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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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兵农工人生变换曲

李成连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虽然我父亲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89岁老人,但他当过兵、做过农民、当过工人,是一名共和国发展的见证者、保卫者和建设者。

一 投笔从戎

炮声轰鸣,大军南下。1949年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解放广西战役。同年11月22日,广西省会桂林解放。桂林解放的第十天即12月2日,由中国共产党办的《广西日报》头版刊登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启事》:“本校奉命进入广西,筹办建校事宜,不久即将在本省各中心地区招考学生(招生简章即将在广西日报公布)”。果然,12月8日《广西日报》刊登了军校招生广告,言明该校以培养知识青年成为建国建军的各种工作干部为宗旨。

当时我父亲李信春正值18岁,作为临桂县两江区的农村青年在相邻的义宁县五通中学读初三,听闻解放军军校招生后欣喜若狂。在学校读书时学校的一些身为桂北游击队的地下党员已经给学生们宣传了共产党解放军的不少革命道理,我父亲早已对革命队伍心生向往。

广西军大的招生广告发出后,在广西以及湖南相邻地区的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纷纷报考。经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我父亲有幸考入位于桂林王城的广西军大,于1949年12月27日到校报到,全校共招收学员近5000人。我父亲被编入第二大队第五中队一区队三小队。1950年1月15日学校召开隆重的开学典礼,校名也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传承“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传统,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兼任广西军大校长和政委,他在开学典礼上致辞,盛赞考入军校的知识青年投身毛主席领导的党的革命事业,并向学员们提出严格要求。

1950年8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和广西剿匪,我父亲和广西军大近5000名同学提前毕业,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战斗和工作。我父亲被分配到部队工作,参加过广西恭城等地的剿匪战斗,曾驻扎在广西黎塘等地,后调到武汉集训队学习,随部队驻扎在海南岛,期间曾调到辽宁丹东受训准备入朝参战,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复回海南岛驻扎。此后又调防惠阳、潮州、广州等地。父亲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受伤昏迷三天三夜才苏醒,在另一次执行任务中被记三等功,在部队多次受嘉奖。

“文革”来临,我的一位也是在1950年参加解放军的伯伯李笑春早年转业到南丹县工作,1968年8月8日,我伯伯被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迫害致死。我父亲在广州的部队上受到牵连,以副连职干部身份复员回到农村,已经随军并在军人服务社工作的母亲和我们三兄妹一起回乡。

二 回村务农

从军近20年的父亲回到了家乡临桂县渡头公社渡头大队大山图村第二生产队,由一名军人成为了地道的农民。

虽然是农村出身,但已人到中年的父亲对农活还得从头学起。犁田耙田是男劳力必须做的农活,我父亲就下苦功夫学;挑担子是农民日常劳作,我父亲虽然在部队损伤过腰,经常用药酒擦,也试着把担子一点点增加重量,直到能挑动上百斤。我父亲以自己的劳动表现得到了生产队社员们的认可,并担任了队里的基干民兵排长、出纳员。

1970年,我父亲作为民工先是被生产队派去参加公社的鹅塘岭水利工地修水坝。这年底,我父亲又被生产队派去参加三线建设,去融安县修枝柳铁路,被编在桂林民兵三团两江营渡头茶洞连,担任第二民兵排排长兼连临时司务长。由于他的排在工地自制独轮车运土石“苦干加巧干”,完成任务又快又好,1971年回到临桂县里后,被选到县里组织的枝柳铁路先进工作者报告团到各公社和单位做巡回报告。

这次参加报告团给我父亲带来了好运。1971年夏,渡头公社的书记派人找我父亲谈话,宣布公社党委的决定:任命我父亲担任公社办企业的综合厂厂长,身份亦工亦农,也就是还是农民,吃的是生产队的口粮,领的是社办企业的工资。社办企业人员由各大队推荐,仍是吃生产队里的粮食,按工种拿不同的工资,最低的是28元,最高的师傅拿43元,厂长每月32元工资。公社综合厂由开始的20多人发展到后来的50多人,渡头公社的综合厂发展有铁铺、木工铺、修理铺、打米打糠机房、糖厂、酒厂、面条加工厂等,还有3台中型拖拉机负责运输和到各村耕地。当时强调集体经济,不允许个人做任何生产加工和修理“走资本主义”,社办企业独家经营,渡头公社综合厂红火异常。

1975年初,由于在工作中与所在的家乡大队支部书记发生矛盾,大队支部书记以我父亲的家庭成份是上中农为由,以大队名义向公社反映,不同意我父亲在公社综合厂工作。公社也就听取大队决定,辞退了我父亲,父亲又回到了生产队当普通农民。

三 转身企业

1975年,听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对老干部的安排政策有所松动。于是我父亲到临桂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不久,县里作出决定:调我父亲到新成立的县被服厂当厂长兼支部书记,那时叫“指导员”。

这回是迁户口吃商品粮的了。但是县被服厂是一个县里的集体企业,也是由于那个年代强调集体经济,不准个人开店缝衣,县里把全县的车缝师傅集中安排到县被服厂,并招收部分青年学徒工,就成立了县被服厂,各圩镇也相应成立了圩镇的车缝社。

临桂县被服厂从3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主要是接收个人客户来料加工衣服、蚊帐、被褥等,后来为了扩大业务,又承接县里指定的各工厂工作服加工、尼龙袋加工等,并办起了塑料凉鞋车间。厂长的工资是46元,车缝师傅的工资是42到46元不等,一般人员的工资为30元到36元,学徒工生活费为18元。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解放思想,逐步实行一线工人由固定工资改为了计件工资。

随着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和拨乱反正,到1979年开始,全国和广西逐渐平反冤假错案。我父亲也于1979年8月和我母亲去广州原来所在的部队反映情况。部队领导经过审查,答复我父亲说:查档案,你没有受到处分的材料,不属于有错误的干部,因此也没有必要平反。属于正常复员。不过可以按照干部转业安排,并开据公函给地方政府要求照顾安排。至于我母亲,原来所工作的军人服务社属于地方供销社,不属于部队管理,但可以按照政策家属农转非。根据政策,我母亲和弟妹的户口那年9月就从农村迁到了县城,那时我已经是一名七七级大学生。

户口迁出的喜悦还没有过,1979年10月我父亲就遭受了再次的波折:管辖被服厂的县轻工局领导看到部队开具的公函后,非但不照顾安排,还以“自由行动、擅离岗位”为由,将父亲撤职,并调到已经困难重重的集体企业县五金厂做工人。由于五金厂已经无事可做,甚至整个厂的工人都得去挑矿石挣点脚力钱,厂里分配我父亲带十几个工人在街上做豆腐、炸油条、卖米粉,开展多种经营以增加厂里收入。母亲和弟弟妹妹从农村上来县城后,一家人也从原来被服厂的两间房搬到了五金厂的一间约10平方米的房子里,我放假回家和弟弟就在厂里的一个小仓库安下一张床住。

1980年10月,县里给我父亲落实了政策,按照军队转业干部重新安排,恢复我父亲原来副连级每月80元工资待遇,并调入国有企业县矿产公司车队当保管员。之后没多久,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我四伯也得到平反昭雪,其子女得到政府的妥善安排。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放开,我母亲开始在县城打零工到自己养猪,再到1985年回农村和我堂兄一起办起了打米厂。打米厂开业那天,我母亲笑着说:“政策好了,我自己给自己安排工作!”

在县矿产公司车队保管员的位置上,我父亲一直兢兢业业,所保管的车队仓库物品每次公司来人盘点都是账物相符,甚至还有多出来的物品,那是勤俭习惯的父亲把一些司机换下来丢掉的还可以用的零部件捡回来,专门放在一个地方以供使用。

四 安享晚年

1992年2月,我父亲正式退休,在社保领企业人员退休金,生活有了保障。那时临桂县城正是大发展,我们在县城的居民区批了一块63平方米宅基地建房,父亲退休后安居在自家的四层小楼里感觉非常惬意。

颐养天年的父亲最喜欢的还是穿军装,每到逢年过节,总是穿着整齐的军装,他把军装当成自己的礼服。2016年,自治区下发文件,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每月增发医疗补助费和护理费,父亲也得到了政府的这份关爱。去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已经县改区的临桂区退役军人管理局派人来到家里,在门口钉上了“光荣之家”的牌匾,父亲欣喜地让我为他在家里门口这牌匾下为他照相。

谈起他几起几落当过兵农工的经历,我父亲李信春认为比起那些为了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革命前辈和战友,他这点曲折根本不算什么。他还感恩地说:“我这一辈子,一是享了毛主席的福,参加解放军;二是享了小平同志的福,得到落实政策;三是享了新时代的福,现在的生活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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