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的力量》——苏州法院2019年度典型案例精选(一) 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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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诉龚某文、刘某涛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赌场、寻衅滋事等犯罪案 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龚某文,男,1981年12月27日生,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响水县响水镇。因本案于2018年2月5日被监视居住,同年5月14日被刑事拘留,5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某涛,男,1980年7月24日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响水县运河镇。因本案于2018年2月5日被监视居住,同年4月19日被逮捕。 被告人马某波,男,1981年7月23日生,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响水县响水镇。因本案于2018年2月5日被监视居住,同年4月5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某东,男,1988年11月2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滨海县东坎镇。因本案于2018年2月5日被监视居住,同年4月19日被逮捕。 被告人赵某,男,1989年8月2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泗阳县爱园镇。因本案于2018年2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7日被监视居住,5月9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某运,男,1989年12月1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滨海县东坎镇。因本案于2018年2月5日被监视居住,同年4月5日被逮捕。 被告人陈某雷,男,1983年4月4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滨海县天场镇。因本案于2018年2月5日被监视居住,同年4月5日被逮捕。 被告人崔某华,男,1981年2月22日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响水县运河镇。因本案于2018年2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9日被逮捕。 被告人梁某志,男,1994年8月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响水县小尖镇。因本案于2018年2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7日被监视居住,5月9日被逮捕。 公诉机关指控:2008年以来,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在常熟从事开设赌场、高利放贷活动,并主动结识社会闲杂人员,逐渐积累经济实力。2013年起,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组织被告人马某波、赵某、王某东、王某运、陈某雷、崔某华、梁某志等人,形成了以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为首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内部分工明确。该组织为规避侦查,强化管理,维护自身利益,逐步形成了一系列规约和纪律。同时,龚某文、刘某涛通过给组织成员家属安排工作,带组织成员娱乐、出游、聚餐,为组织成员摆平事端等方式,拉拢组织成员,提高组织成员的违法犯罪积极性。该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资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所获利益用于维系和强化组织生存发展。该组织为维护其非法利益,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诈骗、窝藏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在常熟市虞山镇、古里镇、辛庄镇、梅李镇、沙家浜镇、海虞镇、支塘镇、尚湖镇、碧溪街道、东南街道及周边地区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致40余名被害人不敢报案、13名被害人背井离乡、10余户家庭夫妻离异、5户家庭变卖住房、2人患上严重抑郁症、1人跳楼自杀。 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并认为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等人的行为分别构成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窝藏罪、聚众斗殴罪,提请法院依法判处。 经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2013年以来,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在常熟从事开设赌场、高利放贷活动,并主动结识社会闲杂人员,逐渐积累经济实力。2014年7月起,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组织被告人马某波、赵某、王某东、王某运、陈某雷等人,形成了以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为首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并于2015年4月间实施了首次有组织犯罪。2016年下半年、2017年8月份梁某志、崔某华加入。 该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被告人龚某文为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刘某涛为该组织的领导者;被告人马某波、赵某、王某东、王某运、陈某雷等人为骨干成员;被告人崔某华、梁某志等人为一般成员。该组织内部分工明确,龚某文、刘某涛负责决策和指挥整个组织的运转;被告人马某波、赵某、王某东、王某运、陈某雷受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的指派开设赌场谋取利益,并在赌场内抽取庄风款、放水、记账,按照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的指派为讨债而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崔某华、梁某志参与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 该组织为规避侦查,强化管理,维护自身利益,逐步形成了“红钱按比例分配”、“放贷本息如实上报,不得做手脚”等不成文的规约,对成员的行动进行约束。在借款时使用同伙名义,资金出借时留下痕迹,讨债时规避法律。建立奖惩制度,讨债积极者予以夸奖,讨债不积极者予以训斥。 该组织通过有组织地实施开设赌场、高利放贷等违法手段聚敛资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中,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非法获利的金额仅查实的就达人民币300余万元。另,在上述被告人处搜查到放贷借条金额高达人民币4000余万元,资金流水人民币上亿元。对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支出,如购买GPS等装备,因讨债被砸坏汽车玻璃、以及被刑事拘留后聘请律师的费用按照比例分担。 该组织为维护其非法利益,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在讨债过程中通过安装GPS定位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非法获取利益长期实施“软暴力”行为,为非作恶,欺压群众,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该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给被害人和有关群众形成了心理强制,在常熟市原虞山镇、碧溪街道、东南街道、古里镇、辛庄镇、梅李镇、沙家浜镇、海虞镇、支塘镇、尚湖镇及周边地区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致使17名被害人不敢报案、7人有家不能回、2户变卖房产、2人罹患抑郁症。 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发展、壮大过程及正式成立后实施的犯罪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发展、壮大过程及成立后,以寻求建立稳定犯罪组织,谋取高额非法利益为目的,多次实施了非法放贷、软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 (一)开设赌场 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伙同马某波、王某东、赵某、王某运、陈某雷于2015年4月至2018年2月间,多次伙同他人在常熟市海虞镇、辛庄镇等地开设赌场,仅查明的非法获利就达人民币300.7万元。 (二)寻衅滋事 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为获取高额非法利益,维系组织经营行为,于2014年至2018年间,伙同其他被告人,在常熟市原虞山镇、梅李镇、辛庄镇等多地,发放年息84%-360%的高利贷,并为讨取所谓“利息”,有组织地采用拦截、辱骂、任意损坏财物等方式滋事56起120余次。 (三)非法拘禁 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于2015年至2016年间,伙同被告人马某波、王某东、赵某、王某运、陈某雷,在常熟市等多地,非法拘禁他人10次。 (四)强迫交易 2013年至2018年间,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王某东为索要欠款,强迫他人长期提供家政服务,并从中获利。 (五)敲诈勒索 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间,被告人刘某涛、王某东、王某运、陈某雷实施敲诈勒索3次,非法获利合计人民币5.83万元。 (六)窝藏 2014年12月1日,刘纲(已判决)伙同他人在常熟市谢王路持械聚众斗殴,常熟市公安局于次日立案侦查。同年12月中旬,被告人龚某文明知刘纲涉嫌刑事犯罪,仍让刘纲住在其位于常熟老街尚贤坊的家中数日,帮助其隐匿。 二、组织外由个人实施的犯罪 2017年12月4日中午,被告人王某运陪同他人至常熟市沙家浜镇湖强蟹业讨债时与周凯华、张晓发生口角,被告人王某运遂纠集十余人携带器械至湖强蟹业准备斗殴。被告人梁某志获悉后,赶至湖强蟹业,伙同王某运等人持砍刀至店内找周凯华、张晓斗殴,因周凯华、张晓逃避而未得逞。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马某波、赵某、王某东、王某运、陈某雷、崔某华、梁某志等人,无视国家法律,聚集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并用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同时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系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马某波、王某东、赵某、王某运、陈某雷、崔某华、梁某志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实际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遂对各被告人分别依据刑法有关规定,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苏0581刑初1121号刑事判决: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龚某文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窝藏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以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涛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波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王某东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王某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陈某雷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其所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崔某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与其所犯寻衅滋事罪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被告人梁某志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与其所犯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决在案扣押的金手镯1只、金条1块、卡地亚手镯(仿品)1个,发还被害人姚某芬,苏ES2XXX海马轿车一辆发还陈某燕,苏EW2XXX雷克萨斯轿车一辆发还被害人张某东,在案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万零七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马某波、王某东、赵某、王某运、陈某雷均提出上诉。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犯罪组织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标准,一审认定该犯罪组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中,龚某文、刘某涛在位阶上属第一层级,龚某文系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刘某涛系该组织的领导者,均应按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全部罪行定罪处罚;马某波、王某东、赵某、王某运、陈某雷作为该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崔某华、梁某志作为该组织的一般参加者,均应当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各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1月7日作出(2018)苏05刑终10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焦点及法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涉案组织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问题 要判断涉案组织是否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审查其是否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方面的特征: 1.关于组织特征。一是该犯罪组织的成长轨迹明确。多名证人和被告人都证实了该组织在常熟发展壮大的过程。龚某文与刘某涛系老乡,二人于2007年左右先后至常熟,先是打工,后龚某文从少量资金起步,与刘某涛等人合作开设赌场并放高利贷,逐步积累经济实力,后其他组织成员相继加入,参股放贷。在高利放贷过程中,因互相占股分利,组织成员利益相互交织,关系日趋紧密,架构不断成熟,并最终形成了以龚某文为组织者、领导者,刘某涛为领导者,王某东、王某运、陈某雷、马某波、赵某为积极参加者,崔某华、梁某志为一般参加者的较稳定的违法犯罪组织。二是该犯罪组织的行为方式和组织意图明确。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和高利放贷聚敛非法财富,在讨债过程中,以滋扰纠缠、打砸恐吓、出场摆势、言语威胁、围堵拦截等“软暴力”方式为惯常行为手段,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目的是实现非法债权,意图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由于组织成员系互相占股出资及分利,故无论组织中哪些成员前去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相关非法利益的实现均惠及全体出资的组织成员,符合组织利益及组织意图,为组织不断扩大非法放贷规模,增强犯罪能力等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创造条件。三是该犯罪组织的层级结构明确,该组织以龚某文、刘某涛为基础,龚某文吸收发展马某波、赵某,刘某涛吸收发展王某东、王某运、陈某雷,形成二元层级关系,各上诉人对所谓“替谁帮忙、找谁商量”均有明确认识。在具体违法犯罪活动中,以共同开设赌场并非法放贷为标志,两股势力由合作进而汇流,互相占股出资放贷,共同违法犯罪讨债,后期又吸收崔某华、梁某志加入,形成三元层级结构。在组织架构中,首要分子较为明显,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人员规模逐渐增大,且本案后续所涉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犯罪均是由这些组织成员所为。四是该犯罪组织的行为规则明确,组织成员均接受并认同出资后按比例记公账分利、讨债时替组织出头等行为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有组织成员供述,也与组织的实际运作模式和实际违法犯罪活动情况相吻合,相关行事规则为纠合组织成员,形成共同利益,保持组织正常运转起到重要作用。综上,该组织有一定规模,人员基本稳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固定,内部管理层次分明。 2.关于经济特征。一是该犯罪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快速聚敛经济利益。该组织以开设赌场、非法高利放贷为基础和资金来源,通过大量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保障非法债权实现,大量攫取非法经济利益。其中,开设赌场并实施放贷部分,仅有据可查的非法获利金额就达人民币300余万元,且大部分被继续用于非法放贷。在案查获的部分放贷单据显示该组织放贷规模已达4000余万元,查实银行资金流水已过亿元,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二是该犯罪组织以经济实力支持该组织的活动。首先,该组织获得的经济利益有部分用于支持为组织利益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如购买GPS、喷漆罐等,这些资金来源于组织成员的非法收益,支出用途系为实施组织所惯常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作案工具,根本目的是不断扩大组织收益,攫取经济利益。因此,相关非法收益的支出符合组织利益。其次,该组织经济利益的获取过程也是强化组织架构的过程。由于组织成员共同出资放贷,共同占股,因此相互之间已结成利益共同体,为组织和他人讨债的过程也是实现个人收益的过程,个人获利的金额大小与组织的犯罪能力密切相关,经济实力的积攒过程也是该组织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因此,该组织利用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反之经济实力的增长又为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保障,符合“以黑养黑”特征。综上,足以认定该组织聚敛大量钱财,又继续用于维系和强化组织生存发展。 3.关于行为特征。该犯罪组织及其成员利用组织势力和形成的便利条件,多次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这些行为系相关组织成员为确立强势地位、实现非法债权、谋取经济利益、维护非法权威,按照组织惯常的行为模式与手段实施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符合组织利益,体现组织意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明显。 4.关于危害性特征。在案证据证实,该犯罪组织通过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从犯罪后果来看,本案致使17名被害人不敢报案、7人有家难回、2户变卖房产、2人罹患抑郁症、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等等。在社会秩序层面上,该犯罪组织长期实施开设赌场、非法放贷、“软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范围波及常熟多个街道,给被害人及其家庭正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给部分被害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严重破坏,给部分被害人所在机关学校的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带来严重冲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败坏社会风气,冲击治安秩序,严重降低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影响十分恶劣。在管理秩序层面上,该犯罪组织通过法律咨询学习,刻意逃避公安机关的管理、整治和打击;通过在派出所、看守所等处的造势行为,降低司法机关公信力,变相给群众施加心理强制,破坏了正常社会管理秩序。在社会影响层面上,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在一定区域内致使多名群众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从在案证据证实的群众切身感受看,群众普遍感觉心里恐慌,安全感下降;群众普遍要求进行整治,提升幸福感。综上,应认定该组织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 二、关于其他具体个罪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强迫交易罪 1.关于上诉人龚某文提出其并未强迫张某玉提供家政服务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龚某文向被害人张某玉、胡某毅逼债,在施加心理强制后安排张某玉通过提供家政服务的方式赚钱向其还贷,张某玉提供家政服务系被逼无奈,并非出于自愿,上诉人龚某文强迫他人长期提供家政服务,已达情节严重标准,其行为应按强迫交易罪论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上诉人王某东及其辩护人提出陶某芬提供家政服务系换取合法劳动报酬用于归还债务,王某东没有强迫交易的主观故意,不构成强迫交易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王某东向陶某芬逼讨债务后提出由陶某芬提供家政服务,本质是利用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形成的强势地位,使陶某芬接受安排,陶某芬提供家政服务系迫于逼讨所致的债务压力,故上诉人王某东的行为应以强迫交易罪论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3.关于上诉人刘某涛及其辩护人提出其对陶某芬不愿提供家政服务不知情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被害人陶某芬向上诉人王某东、刘某涛提供家政服务发生在王某东逼债之后,系心理受到强制后迫于无奈的选择,并非出于自愿。上诉人刘某涛对王某东要求陶某芬为其提供家政服务知情,对陶某芬提供家政服务的目的是抵扣债务亦知情,证人郑某楠亦证明没有向陶某芬支付过提供家政服务的报酬,故陶某芬提供家政服务并非出于自愿是明显的,上诉人刘某涛对陶某芬不愿意提供家政服务主观应当明知,其利用组织成员对被害人实施滋扰、纠缠所形成的强势地位,长期接受他人无奈之下所提供的服务,已达情节严重标准,其行为应以强迫交易罪论处,相关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二)关于非法拘禁罪 1.关于一审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涛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的辩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涛等人在讨债过程中有组织地非法拘禁他人,致使当事人产生心理恐惧或形成心理强制,失去人身自由时长已达相关标准,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2.关于上诉人王某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对钱某、顾某江实施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非法拘禁被害人顾某江一节,上诉人王某运与马某波共同看管顾某江,以此方式向顾某江非法讨债,其对看管的手段、目的均有明确认知,其也实际到达宾馆实施看管行为,系共同犯罪。后其虽先行离开,亦不影响其对该节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一审判决已陈述其参与时间较同案犯短,相关认定并无不当。非法拘禁被害人钱某一节,上诉人王某运先是采取“跟贴靠”方式纠缠被害人,后又伙同陈某雷将被害人带至宾馆,施加心理强制,并要求被害人在宾馆房间睡觉,被害人人身自由在上诉人王某运行为的影响下一直处于被限制状态,其行为应以非法拘禁罪论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3.关于上诉人龚某文提出其对其他成员实施的部分非法拘禁行为不知情,不应为此负责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认为,相关拘禁行为均系其他成员有组织地实施,行为目的均为讨要非法债务,获取非法利益,行为手段符合组织逼讨债务的惯常行为方式,系组织犯罪,相关犯罪并不超越龚某文对组织行为的认知范围和概括故意,其作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应负相关刑事责任,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4.关于上诉人马某波提出其非法拘禁行为系在龚某文授意下实施,其本人犯罪情节轻微,原审对其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马某波具体实施对相关被害人的看管,有积极实行行为,系主犯。原审考虑其具体犯罪情节和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对其非法拘禁罪一节的量刑并无不当,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5.关于上诉人王某东及其辩护人提出其没有非法拘禁他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以及龚某文、刘某涛、赵某的辩护人提出非法拘禁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的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龚某文等人为索取非法债务,通过至宾馆看管或实施“跟贴靠”等行为,对他人行动施加影响,变相使他人人身自由受到剥夺限制,应以非法拘禁罪论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三)关于敲诈勒索罪 1.关于上诉人刘某涛、王某运及相关辩护人提出拖走被害人车辆系为实现债权,并无非法占有目的,相关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刘某涛、王某运等人采用“套路”模式,肆意认定违约,通过拖走被害人车辆施加心理强制,索要超额钱款,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2.关于上诉人龚某文提出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龚某文对组织成员购买GPS用于违法犯罪早已知情,相关犯罪系该组织成员在非法高利放贷过程中所实施,是实现和扩大非法收益的手段,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放贷规模,提升犯罪能力,在客观上也加强了该组织在被害群众面前的强势地位。该犯罪行为经过组织策划,由多名组织成员共同实施,相关犯罪符合组织利益,体现组织意图,应认定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上诉人龚某文作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对此应负刑事责任,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窝藏罪 关于上诉人龚某文提出其对刘某涉嫌刑事犯罪并不知情,其行为不构成窝藏罪的上诉理由,经查,证人刘某、刘某峰均证实将刘某在外打架,因担心公安机关处理而寻找藏匿地点的情况告知龚某文,龚某文安排刘某躲藏于其住处;证人蔡某的证言亦证实龚某文告诉其他将一个打架砍人的人藏匿于家中,因此,上诉人龚某文对刘某涉嫌犯罪,并正在躲避公安机关处理具备主观明知。二审法院认为,对窝藏罪罪状中“犯罪的人”应作一般理解,即行为人只要认识到窝藏对象可能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受到处理即可。上诉人龚某文明知刘某打架砍人后正在躲避公安机关处理,而为其提供藏匿地点,其行为应以窝藏罪论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五)关于故意伤害罪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龚某文、马某波伙同他人在讨债过程中将被害人谭某军打成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一审法院认为,该事实与寻衅滋事的其他事实同样发生在讨债过程中,手段高度竞合,致人轻伤的行为后果完全能够被寻衅滋事罪所包含评价,故将该行为纳入寻衅滋事罪评价更能体现该犯罪组织的行为特征,故对该节罪名不予认定。 (六)关于诈骗罪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涛、陈某雷在被害人陆某因被追债自杀后,仍以虚增陆某借款本金数额、隐瞒陆某曾支付利息等事实真相的手段,起诉要求偿还欠款并获取判决支持,执行得款人民币264万余元,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34.65万元,构成诈骗罪。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涛、陈某雷的起诉行为在主观上并非是为占有高息以外的财物,特别是没有无中生有,完全凭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不构成虚假诉讼,根据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不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故对该节罪名不予认定。 (七)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龚某文、刘某涛授意被告人王某运、马某波等人在借款人车辆上安装GPS定位器,查看被害人行踪,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安装GPS定位器的目的是为查找债务人行踪并实施寻衅滋事等非法讨债行为,虽然客观上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但该行为与寻衅滋事系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关系,可直接以目的行为定罪。另外,将该节纳入寻衅滋事罪考量更能准确评价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故对该节罪名不予认定。 (八)关于开设赌场罪 1.关于上诉人马某波提出其未伙同其他成员一起开设赌场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马某波对其参与开设赌场曾有供述,且该供述能够得到同案犯及相关参赌人员证言及辨认笔录的印证,在原审判决认定的第二起开设赌场犯罪中,其先是同意在赌场中放水,在收到部分抽头款后因感觉要放入公账,对分配方式不满,先行退出,对此原审已作认定,并根据上诉人马某波在开设赌场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认定其为从犯,并对其减轻处罚,并无不当,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上诉人龚某文、刘某涛、赵某、王某运、陈某雷及相关辩护人提出开设赌场未获利或原审认定开设赌场非法获利金额过高的上诉理由及上诉人刘某涛、马某波的辩护人提出开设赌场情节轻微的辩护理由,二审法院认为,相关获利金额系根据账本记录的客观情况认定,原审根据证据情况,仅对能够查实的部分予以认定,对第一起开设赌场的获利情况未予认定,非法获利认定并无不当。现已查实的赌场抽头渔利数额已超过3万元,应认定为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3.关于上诉人王某东、赵某的辩护人提出王某东和赵某在开设赌场犯罪中应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王某东、赵某在明知系为维系赌场运营的情况下,为获取非法利益,出资并实际参与赌场放水,行为积极,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不应认定为从犯,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4.关于上诉人龚某文的辩护人提出龚某文不是开设赌场罪犯意的提起者和组织者,量刑时应予考虑的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对开设赌场相关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龚某文等人的放水行为为维系赌场的正常运转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根据相关犯罪事实和情节,对其该节量刑并无不当,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九)关于寻衅滋事罪。 1.关于上诉人龚某文、刘某涛、赵某、王某运及相关辩护人提出并未参与部分寻衅滋事行为,相关事实认定不清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根据证据情况,已对部分指控的寻衅滋事行为未予认定。原判认定的部分均有本人供述或其他同案犯证言印证,并有相关被害人陈述或辨认在案佐证,足以认定,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2.关于上诉人龚某文、马某波、王某东、赵某及相关辩护人提出寻衅滋事行为情节轻微,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各上诉人为讨要非法债务,在惯常性意思联络和犯罪故意支配下,多次实施出场摆势、辱骂恐吓、滋扰纠缠等“软暴力”寻衅滋事行为,足以对被害人造成心理威慑和压制,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和生产经营,情节恶劣,相关行为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相关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3.关于马某波、赵某的辩护人提出该二人参与寻衅滋事的次数较少,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已根据二人寻衅滋事相关犯罪事实和情节,在量刑时予以区分,该节刑罚裁量并无不当,相关辩护意见二审不予采纳。 4.关于龚某文的辩护人提出相关归责问题,二审法院认为,原审认为上诉人龚品文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对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并未认定其应对其他犯罪承担责任,相关刑事责任划分并无不当,该辩护意见二审不予采纳。 法官心语 本案是被全国扫黑办关注、江苏省扫黑办第一批挂牌督办的重大涉黑恶犯罪案件之一,也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江苏省第一起查处并审结生效的以“软暴力”为主要行为手段,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入选2018年度江苏法院十大典型案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面对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社会广泛关注的情况,两级法院的法官加班加点阅看卷宗、讨论证据、查阅法律,进行了细致地工作,最终顺利完成了该案审判任务。 一、一审主审法官说 分到案件后,我发现案卷有130多卷,高度有2米多,既感到有压力,又觉得必须勇于担当。经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阅卷,我制作了1280多页的阅卷笔录,基本梳理清楚了案件事实。之后我们2次主持召开庭前会议,连续5日开庭进行公开审理,形成庭审笔录达到315页。为保证案件及时审结,我又在国庆节期间、夜间加班加点制作判决书,形成429页近25万字的刑事判决书。 在本案中,如何准确适用法律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被告人在讨债过程中,并无明显的人身伤害等暴力行为,而是采用跟踪滋扰、贴报喷字、拉挂横幅、摆放花圈、砸玻璃等“软暴力”手段,目的在于实现非法高额利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为准确定罪,我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上级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精神,仔细研读有关法律规定,力求做到依法惩处、不枉不纵。本案核心问题是涉案组织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这又直接关系对各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审理时,我们重点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特征作了审查分析: 本案被告人之间采用互相占股出资并按出资分利,组织成员均接受并认同出资后按比例记公账分利、讨债时替组织出头等行为规则,成员较多,有一定的规模,组成人员基本稳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固定,内部层次分明。共同实施了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讨债行为,以及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所获得的非法利益使得全体出资人员牟取了暴利,集团的经济实力日趋壮大,组织放贷规模已达4000余万元,查实银行资金流水已过亿元,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非法放贷讨债得到的利益又被再次用于开设赌场中的“放水”行为,赌场获利部分又继续从事高利贷违法活动,为组织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条件与保障,符合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 对于本案“软暴力”行为能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方式与特征,是本案审理的一大难点,“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手段,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中的“其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以及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相对于传统的“硬暴力”,“软暴力”本质上是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一种表现形式,被告人是通过“打法律擦边球”的方式掩盖不法行为,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因此,本案“软暴力”行为完全可以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 那么本案被告人是否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呢?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其他犯罪相比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合议庭认为,对于“软暴力”犯罪通常不是实施一次就能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其单个的行为通常因为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后果不严重而不作为犯罪处理,此时必须综合多次行为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而不能仅仅是具体的违法犯罪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或者在社会上所造成的轰动效应。 本案被告人为讨要非法债务,在惯常性意思联络和犯罪故意支配下,多次为组织利益实施出场摆势、辱骂恐吓、滋扰纠缠等“软暴力”行为,按照组织惯常的行为模式与手段实施了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致使在一定区域内的多名群众合法权利遭受犯罪或严重违法活动侵害后,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造成了重大、恶劣的社会影响,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明显下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 最终,合议庭依法认定本案被告人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宣判后,该案作为苏州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进行了发布,受到社会各方面好评,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二审主审法官说 本案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苏州法院审理的第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在此之前,苏州法院已经连续多年没有办理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缺乏审理这方面案件的办案经验。本案作为一个多卷宗、多被告、多罪名、多笔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其在阅卷准备、庭审组织、梳理合议、汇报讨论、文书制作等方面均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需要更强的提炼归纳能力、更强的庭审驾驭能力、更强的审限管理能力、更强的统筹协调能力。对任何一名刑事法官而言,办理“294”案件的压力都是巨大的。作为二审承办法官,我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该案证据庞杂,阅卷量极大,加之此类案件程序要求严格,而时间又有限,对自身的时间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二,该案是一起典型的“软暴力”涉黑案件,而彼时对“软暴力”的内涵和外延司法解释尚未有清晰厘定,案件办理无先例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自身的法律政策把握水平面临着更高的挑战。其三,该案有7名被告人上诉,对抗情绪比较激烈,辩方在排除非法证据、要求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询问等程序性事项上诉求强烈,作为案件的承办人和审判长,如何既能充分保障上诉人、辩护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又优质高效地推进庭审进程,对自身的庭审驾驭能力是重大考验。经过充分思考和准备,我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与上诉人的沟通。二审期间,我花了整整9天时间至看守所提审各上诉人,并且注意改变审问式的提审方式,而是以听为主,给上诉人充分的表达机会。这一方面让上诉人彻底发泄情绪,当其发现审判人员愿意耐心倾听,并充分表现出沟通诚意时,无疑会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有助于减弱对抗情绪,从而保障后续程序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加深自己对案情的了解,“磨刀不误砍柴工”,通过提审,我对该犯罪组织的体系架构特征、人员纠合模式、惯常行为手段、组织利益表现、组织意志体现等方面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可以说,9天的提审比阅看9天卷宗让我获益更大,后来二审裁定书中的很多说理也来自这9天的感悟。 二是充分运用“三项规程”解决好程序问题。“294”案件犯罪事实多,证据庞杂,而本案上诉人对100余笔违法犯罪事实要求逐笔发表质证意见,同时要求排除非法证据。这些程序性问题如果不能在庭前得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整个庭审进程。我再次认真学习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对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制定应对预案。在庭前会议中,我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整理固定双方意见,提前归纳争议焦点,特别是对庭审中辩方发表质证意见的程序和方式征求了意见。经过协商,确定在庭审中由辩护人统一发表质证意见,之后由上诉人作必要补充的方式,这也有利于发挥辩护律师作为专业人员的作用。质证意见经过辩护人的统一归纳提炼,大量去除“无关枝叶”,使得庭审进程更加紧凑高效,也让争点更加突出,庭审可以有的放矢,真正发挥庭审中心作用。 三是创新合议方式。“294”案件庭审历时长,合议庭接受的信息量大,需要评议的各种程序性、实体性事项多,同时还要根据庭审走向随时调整策略安排。因此在庭审进行了2天之后,我安排休庭半天,控辩双方得以休息调整,而合议庭则利用这半天时间对之前的庭审进行了回顾梳理,对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开展了初步评议,明确了下一步庭审中指挥控辩双方进行辩论的重点方向。在庭审全部结束后,合议庭根据已经总结出的争议焦点和评议重点,在前期评议的基础上,仅过了两天即完成全案评议,并于次日将本案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最大限度压缩了后续汇报讨论时间,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同时做到了速审快结。 通过办理本案,使我对如何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中的“软暴力”强度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从本案看,认定“软暴力”涉黑应牢牢把握住行为实施的长期性、手段的多样性、行为的有组织性和后果的危害性四个方面。要求行为具有长期性是因为“软暴力”的暴力程度不及“硬暴力”,仅实施数量较少的“软暴力”行为是很难给他人造成心理强制,进而达到欺压、残害群众之程度的。与“硬暴力”给被害人直接带来肉体损害或疼痛不同,通过“软暴力”施压主要是给被害人施加精神折磨,这种精神折磨要达到精神压制的效果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相当量的积累。要求手段具有多样性是因为一方面,由于“软暴力”本身的暴力、威胁色彩不够明显,手段强度不及“硬暴力”,因此仅实施单一手段的“软暴力”行为,往往不足以对受害群众施加强烈的心理压制;另一方面,手段单一的“软暴力”行为不足以体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能力。违法犯罪手段单一往往说明犯罪组织发展尚不成熟,势力尚未壮大,组织较为涣散,犯罪能力不强,尚不足以使受害群众产生足够强烈的心理恐惧,难以达到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暴力强度,不能满足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要求具备的行为特征。要求行为体现出组织性是因为组织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具备较强犯罪能力的重要保障,如果相关“软暴力”行为无法体现出组织策划、团体协作、分工实施等组织性特征,表明相关“软暴力”行为具有一定的自发性、随意性,由于“软暴力”行为本身暴力强度不够,如果缺少组织痕迹,零散实施,则必然难成气候,无法达到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称的暴力强度;同时,行为的组织性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通过违法犯罪活动给受害群众施加心理威慑的重要依靠,正是通过组织性的体现,使受害群众认识到自身所面临的不法侵害不是来源于单纯的个人,而是来源于一个缜密组织,才更加放大了心理恐惧,使得受害群众更加容易丧失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对抗的勇气与信心,陷入心理受强制的境地,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目的。另外,由于“危害性特征”本身就是判断一个犯罪组织能否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方面,因此,对于以实施“软暴力”为主要行为特征的涉黑组织来说,必然要求其实施“软暴力”已经造成了足够严重的危害后果。 从本案“软暴力”的实际情况看,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开设赌场、非法高利放贷等手段快速聚敛大量财富,并利用组织势力和形成的便利条件,在几年的时间里通过“软暴力”手段实施了大量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其中,寻衅滋事行为仅认定的就多达120余起,非法拘禁10起,这些行为均系组织成员为确立强势地位、实现非法债权、谋取经济利益、维护非法权威,按照组织惯常的行为模式与手段所实施,间接造成1名受害人因受逼迫跳楼身亡,3家企业停产,直接致使20余名被害人不敢报案或有家难回,逼迫2名受害群众变卖房产,另有2人在长期的心理压制下罹患抑郁症。这些“软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波及常熟十余个街道,其中多起寻衅滋事因持械或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直接构成犯罪,在非法拘禁、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行为中,绝大部分直接构成犯罪。另外,本案中大部分违法犯罪活动都系经谋划后结伙实施,组织成员多人出场摆势,长期实施各种纠缠滋扰及打砸毁坏财物行为,相关“软暴力”行为因处理难、打击难,使许多受害人产生报警也无济于事的绝望心理,该组织还通过在派出所、看守所等处的造势行为,降低司法机关公信力,变相给群众施加心理强制。可以说,通过实施一系列有组织的“软暴力”行为,其对受害群众施加的心理强制程度已与“硬暴力”无异,已经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结合该组织的组织、经济及危害性特征,应当将其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本案结案后3个月,“两高两部”出台了《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明确规定“软暴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中的一种手段。上述规定再次证明本案对“软暴力”涉黑的司法认定的准确性,我们“摸着石头”总结出的审判经验得到了上级充分认可。 如今,虽已时隔半载,但回忆起办理此案时的种种经历和心绪,却仍恍若昨日,各种情景都清晰浮现在眼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一名刑事法官,能够亲身参与案件审理,这既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殊荣。 推荐单位:常熟市人民法院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一审合议庭成员:庾晨、吴向阳、沈青妹 二审合议庭成员:李秀康、沈丽、王江 编写人:李秀康、吴向阳 专业点评 作为一名政法记者,我一直关注本案的进展,并在案件宣判后进行了深入采访报道。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软暴力”涉黑案,但在本案之前,江苏乃至全国范围内,都鲜有审判此类案件的先例,这凸显了本案的特殊性、新颖性和复杂性,也彰显了苏州法院及法官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勇担新时代职责使命、发挥专业能力、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责任与担当。 首先,本案达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近年来,黑恶势力为了逃避打击,不断变换犯罪手法,逐渐摒弃了原来明火执仗、打打杀杀的明显暴力手段,更多地采取易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的“软暴力”。针对这一新动向,“两高两部”于2018年1月出台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设专章规制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但由于“软暴力”法律定位较为模糊,司法实践中对采用“软暴力”手段的相应违法犯罪行为、涉黑涉恶组织认定往往存在法律适用的难题,导致打击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这也反衬了本案的难能可贵。面对黑恶势力涉及的新领域、采取的新手段、呈现的新形态,苏州法院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宽的视野,破难题、解新题,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打破瓶颈,准确认定,依法及时审判本案,切实贯彻了中央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彰显了人民法院对黑恶犯罪“零容忍”,出重拳、下重手的坚定决心,打出了声势,有力推动了扫黑除恶向纵深发展。 其次,本案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软暴力”之危害,基层受害群众深有体会,相较于“硬暴力”对肉体的摧残,长期“软暴力”对精神的折磨往往更让人崩溃。本案采访过程中,有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二审宣判已有数月,而受害人谢某某回忆起被“软暴力”逼债的经历时,仍声泪俱下,身体不停地颤抖。从大年初一送花圈到大半夜砸窗户,从堵门锁眼到门口墙上喷血红大字“杀杀杀”,从尾随纠缠到强行拦截,从去工作单位蹲守到强行进入受害人家中吃喝拉撒,本案中,“软暴力”手段可谓无所不及,影响恶劣至极,造成受害人变卖住房、背井离乡甚至跳楼自杀。实际上,不仅仅是苏州,近年来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软暴力”与“套路贷”、地下放贷、赌博讨债等违法犯罪交织的情况,成为当地社会治理的一大痛点难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苏州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严惩“软暴力”涉黑犯罪,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契合时代精神、顺应民心民意、彰显法治权威,践行了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增进了人民群众对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信心。 最后,本案达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本案为江苏查处并宣判的“软暴力”涉黑第一案,二审宣判时,“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尚未出台,什么是“软暴力”、“软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满足什么条件才构成黑恶势力等问题仍困扰着基层司法执法机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扫黑除恶的进程。面对复杂的案情,摞起来超过一名成年人高的案卷,本案合议庭认真严格依法办案,一丝不苟推动庭审实质化,创造性地提出从“软暴力”的长期性、多样性、组织性和危害性等四个方面来综合把握,为依法精准惩治“软暴力”涉黑犯罪提供了一条科学可行的法律路径,也为办理上述“软暴力”刑案意见的出台,积累了实践经验,其成果也最终被该意见所吸收。此外,本案在审判中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冻结、扣划、查封、扣押等措施“打财断血”,确保办案质量,对办理同类涉黑案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综上,本案审判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者相统一,是一起难得的典型案例。 点评人:周斌《法制日报》政法新闻部副主任 苏州中级人民法院 微信公众号:suzhouzjfy 标题:《《裁判的力量》——苏州法院2019年度典型案例精选(一)》 发送邮件至zhengwu@thepaper.cn申请加入澎湃政务号或媒体团 特别声明 本文为政务等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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